蒙恩见证
当前位置:主页 > 蒙恩见证 > |

张伯笠的个人见证

作者:张伯笠 发表于:2013-10-08 20:51 点击:

出死入生的平安夜
——天安门民运副总指挥张伯笠的个人见证
张伯笠,黑龙江省望奎县人;为中国青年报导文学家,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。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大陆、台湾获文学奖,其获奖作品包括:《哈木哈木》、《中国星火》、《通向大海之路》、《逃亡铁幕内》等。
  一九八九年,张伯笠参与领导天安民运动。历任北京大学《新闻报导》总编辑、天安绝食团副总指挥、天安指挥部副总指挥、天安民主大学校长等职,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后中国政府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。
  一九八九年,天安门民运爆发时,我担任绝食团体和天安指挥部的副总指挥……那时是我第一次思考死亡。如果此刻生命结束,我将去哪里呢?很早我就知道人除了肉体,还有灵魂。我的灵魂会去哪里?我不知道!
  裂变与漂泊
 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中共发出通缉令,通缉王丹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。记得当时,我正躲在一位老友家中,从中央电视台听到自己被通缉,无助地望向朋友,他却有意避开我的眼光,我立刻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
  在大雨滂沱中,我默然离开。分不清自己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泪水;拿出记满电话的小册子,狠狠地将它撕碎、踩入泥底。此刻,侵袭我的不是恐惧,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感觉,因为,我已经失去和一切亲友站在一起的权利!
  我决心不和任何亲友连系,化名王老四,扮成农民,从此和过去的张伯笠彻底告别。两年之久,不曾叫过自己的姓名,那种痛,是很难描述的……
  恩典与我初次相遇
  几个月后,我来到中苏边境一座村庄。一个农民接待了我。在这个地方,我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!
  这农民是个基督徒老姐妹。起先我很希奇,中国农村怎么会有基督徒?我对基督教并不陌生,读过圣经,也和人辩论过。耶稣的献身精神,一直是我衷心钦佩的。耶稣基督受了多大冤枉--被自己所爱的人钉死!在十字架上,竟然还能祷告说:「父啊,赦免他们,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」我知道自己绝对办不到,每回从被处决的恶梦惊醒,我总是怨恨地说声:「十八年后,咱又是好汉一条!」然而,面对这位接待我的女基督徒,我不愿意欺骗她。
  「你知道我是谁吗?」第一天我就问她。「你不是张伯签吗。」她不识字,伯签和伯笠相差不远。「你怎么会知道?」「你不是上电视了!」电视上接连几月,播放我们二十一位所谓学生领袖,在天安门广场的画面。不过,我没被警察认出,竟被她给认出来,我想是神给她的慧眼吧。「那叫通缉令!」我告诉她。「管他什么令,能上电视就不容易啊。」在大陆,十几亿人口,能上电视确实不易。
  「我躲在你家,你会很危险,你知道吗?」「知--道--!电视上不是说谁胆敢窝藏,严惩不怠吗,这我也知道。」「你怎么不怕?」我问她。
  「是神把你带来的,我就不能拒绝!即使坐牢,我想也是为主作见证。」她说得很普通,她说:「你读了那么多大学,应该出来为国家多作贡献,为什么抓你呢?像我这样没有文化的农民,坐牢就坐牢,也不会对国家有什么损失。」我想,这真是一个普通农民,所讲最普通的话,但却是最有爱心的话。后来我了解这就是基督徒不同的地方:我最亲密的朋友,在我走的时候没有拦我;而这个我不认识的基督徒,却愿意冒死接待我。就这样,我住进她家。
  活水泉源解我干渴
  我从不知道人世间能有这样的情感。她对我非常好,她把家里的鸡杀掉,天天为我炖鸡汤,因为我的身体十分虚弱。不过,我却吃得很不平安,总是怀疑她有什么目的,在中国没人把罪犯当人看。我揣测她肯定有什么事求我,我很害怕欠人太多回报不了。一天,她说:「老四啊,姐姐有事求你。」
  当时我心情不是很好,心想:我还没平反,你就来求我,我能为你做什么呢?「姐姐想让你给我读本书。」读书?这不是什么大问题,咱不就是读书人吗!你说吧,读什么书?她从好几层被子里拿出一本书,那是手抄的约翰福音,还用布包著。原来这里的基督徒,每传一本圣经,各人可保有七天。这次是约翰福音,下次可能就是罗马书或哥林多前后书。姐姐不识字,先生和孩子也没耐心给她读,但这七天即使只能捧着圣经,她也绝不放弃机会。
  起初,我只是用一种回报的心情开始读。喝了人鸡汤,自然得为人效力。但是,读完前两章之后,即使姐姐不在,我还继续读。从来没有这样地看圣经,我想我后来也没那样认真地读过圣经。那是一种饥渴,你渴了,给你水喝。正如耶稣所说: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,我所赐的水,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,直涌到永生。」还有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: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,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,但你们可以放心,我已经胜了世界。」耶稣基督这段话,让我心灵非常震动。我想到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的情景,当时甚至异想天开:要是我被枪决了,复活后走在北京街道上……
  就这样,我不断地给她读圣经,神的话就进入我心里。神的恩典实在很奇妙,如果让牧师给我讲道,我觉得牧师没我知识高;如果让大学教授给我讲,我也不见得会信。而神却使用一个最卑微、不识字、没有文化的人,不是给我讲,而是让我给她读。读的是神的「原话」,而不是通过哪个传道人的口再讲出来。感谢主,的话就是这样有力量。
  一九八九年圣诞节,我决定逃往苏联。临走前,姐姐为我祷告。祷告完,她说:「老四,姐告诉你一句话,不论你遇见什么困难,你向我们的神祷告,耶稣基督是垂听祷告的主。」她给我下面条,我一边吃,她一边流泪。这一别,不知是死是活,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面。
  我选了圣诞夜,冒险偷渡国境,因为那天是「平安夜」。黑龙江面非常辽阔,间有几座荒岛。渡江是最恐怖的一段,当时气温约零下三十九度至零下四十度,吐口痰就结冰。然而,因为紧张和疲劳,我却全身流汗。我走走停停,躲避解放军和苏联了望塔的探照灯搜索。当我爬到苏联的时候,约早晨九点多。我深感自由的可贵,没有失去自由的人,不知道自由有多宝贵。在这里,通辑令对我失效了!就在这时,突然刮起了大风雪,我完全找不到路。到了晚上,我突然聪明起来,心想:何不回去呢,不然会冻死在这里;下次找对地方,我再过来。谁知大雪纷飞下,根本找不到来时路了。我再也走不动,心里明白大概再三四个小时,一定会冻死。极度恐慌之时,我竟看见一个大草堆,赶紧躲进去取暖。但是,身体一停止运动,汗水和衣服立刻冻成冰;还有成群的野狼,在附近出没。第一次,死亡那样真实地临到。
  我就要冻死在西伯利亚的荒原里,这是多么悲哀。那一刻,我绝望。突然,我想起姐姐告诉我的话:「老四,你要祷告,耶稣是垂听祷告的主。」这时的我,什么方法、什么聪明都使不上了,我只能祷告,但是我没有信心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祷告,我说:「主啊!」这样一出口,就哭了,就说不下去。
  刹时心中有一股暖流涌出来,体会自己还有呼求的对象,人生有时候会走到你连一根可抓住的稻草都没有。然而,我有一位主,能显神迹,能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,能让瞎子看见,能让海的风浪平静下来,难道不能平息这大风雪?
  我一开口呼求神,信心立刻从零到了百分之百。我说:「主,我知道我死不了。既然你没让我死在天安门,就求你别让我死在这儿。我求你保守所有天安门逃难的朋友,别陷入我这样的绝境。然而,我现在心里很平安,因为我找到了你。我找到了道路、真理、生命,藉着你,我可以到天父那里去。我知道就是死了,我会去你那里,尽管这个真理我发现的晚。」死亡的恐惧促使我拼命祈求:「主啊,你救我,如果你救我,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做为活祭。」
  讲完这话,心里大有平安,我听到神对我说:「你死不了,我要你成为多人的祝福。」这之后,我就昏睡过去。
  二十几小时后,我被苏联农民从草里挖出来,我全身都冻硬了。他们立刻用热咖啡灌我,记得恢复意识后,我对主说:「主,我感谢你。」望着那大概有一百米宽,两米高,二十米宽的草堆,我知道是主救了我。他们只要挖偏一点,或挖另一个角落,就不会挖到我。我就这样信了主。这是神的恩典,是将我寻回。
  苏联的KGB
  我被送到KGB牢房。一进兵营,两个士兵就用刺刀把我衣服剥开,然后将我放进盛满雪的浴缸,拼命用雪搓我。后来又用镊子掐我,我后来才明白他们天天这样对付我,是在医治我的冻伤,不然我的腿可能废了。
  为了中苏友好关系,他们决定送我回中国。翻译的士兵是个好人,教我给戈巴契夫写信求救。于是,我提笔写信给苏联总统,写到一半,心里受责备:我为什么求人不求神呢?神既救了我一次,必会救我第二次。于是,将信撕了。
  一九九零年一月份,有一天牢房突然打开,几名士兵进来,把我眼睛蒙上,架上卡车。约莫六小时车程,我们来到原来躲藏的那个草堆。四五十名士兵手持冲锋枪散开,一位上校拿着红外线望眼镜要我看,那时大约下午五点多钟,天都暗了。他要我记住:东边有个解放军团,离我约八里路;西边是解放军中队,离我有五里路;只要朝着中间走,就不会走进军营去。
  接着他对我说,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,因为苏联不想得罪中国,也不想得罪关心民运人士的西方国家,因此决定让我自己走,自生自灭。他说:你既信神,就求他保守你吧。
  感谢主,真是垂听我的祷告。
  现代鲁宾逊
  走了两天两夜,才找到一户人家、喝了第一口水。为了不给别人带来牵连,我躲到深山里住。最长有三个月之久,不见一个人,因为大风雪把路都封死了。
  在山里两年,最难捱的就是孤独。没有人和你说话,没有人听你讲话,那滋味真难受。记得我向神祷告:求主别让我失去说话的能力。我真是害怕,自己会得失语症。因此,每次向神祷告,我就出声音;此外,也大声唱诗歌,森林就是我的听众。
  然而,这却也是我和神最亲近的日子。当一个人这样孤单的时候,他才会紧紧抓住耶和华,仰望耶和华。而神也每每藉着所创造的大自然,向我显明自己。在这样孤单的时刻,我时常有蒙恩的感觉,我深信这一段日子对我大有助益。有时我会打些鱼和野兽,冒险拿到镇上卖。换了钱,就买日常必需的盐巴和火柴,多余的钱存起来,准备寄给我的妻子。有一天,我买了两根油条。在大陆油条都是用报纸包的,我在一张「中国法制日报」离婚广告栏里,竟看到一则和我相关的消息:「张伯笠,你的妻子李雁提出离婚诉讼,限你三个月之内到法庭,否则缺席宣判,一切后果自行负责。」
  我非常难过,顿时丧失了再往下走的力气。妻子和女儿是逃亡中极大的精神支柱,不论多少艰难,我都忍下来、活下来了,因为我有个盼望,不能让年轻的妻子有一天失去丈夫,不能让只有十五个月大的女儿,长大没有爸爸。回想在天安门的血泊中,妻子信誓旦旦,说绝对会等我回来。谁料在我忍受这么多苦难之后,等待我的竟然是一纸通告,用报纸对我进行离婚通缉令。我的妻子怎能这样绝情呢?我心里生出一股怨恨。
  破碎与交托
  我连祷告的力量都丧失了。我对主说:「主啊,这就是你对我的破碎么?你连一点我自己的东西都不留给我吗?」但对主我不敢怨,我对有敬畏之心,我求指教我。
  回到山上,望着满天星斗,我不知道此刻妻子在哪颗星星底下,她在想什么?我的孩子在哪里?我年迈的父母禁得起这样的打击吗?在祷告中,神给了我引导:爱是需要饶恕的,爱是不计较人的恶。主说如果你爱她,你就该知道怎么做。于是,我给妻子写了封信,我感谢她过去所带给我的一切幸福,让我有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名份。也感谢她两年来对孩子的照顾。而我只有一样祈求,请她把孩子带大,孩子已经不能和父亲一起,她不能再和母亲分开。
  然而,最残酷的是,当我决定逃离中国,朋友告诉我,我的妻子为了再嫁,把孩子送人了。我为我的孩子哭泣,哭她有这样忍心离她而去的父亲和母亲,她是多么可伶。流着泪,我将女儿交在主的手中。人世间的父母何等不可靠,只有主最可靠,耶稣基督所赐的才是真正的平安,我求神保守女儿平安长大。
  逃出中国
  用了两个月时间,我偷渡到香港。之后,我到了美国。从王老四又变成张伯笠,人生发生巨大的变化。第一个星期,我到美国国会作证;布希总统称赞我是世上最勇敢的人;然后又到联合国大会发言。不论在美国还是法国,成天有记者采访我。我整个人都飘了起来,发现世界有这么多好东西。
  那一年八月份,我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大会,晕倒在会场。回到美国,住进普林斯顿医院,经过一星期的诊察,医生宣判我得了末期肝癌。这是我人生第二次面对死亡。
  起先,我还和神辩解。主,你岂不知道读普林斯顿大学,是我从小的梦想吗?主,你得让我安顿下来,我才好服事你啊?我和主不断摔跤,最后,我屈服了。我知道神在意的就是我服事,履行我对的诺言。然而,我也知道多少基督徒生病,死了,神并不医治一切疾病。这时我赶紧给教会打电话,请牧师来为我施洗。
  教会弟兄姐妹就在病床前带我作了决志祷告。那天,我给妈妈打了电话。这是两年来,第一次和妈妈讲话。我和妈妈说,我信了主,请求她一定要信主,将来才能见面。妈妈听不懂,因为她不知道我病了,快死。我一急,就哭了。妈妈连忙叫我别哭,说她一定会信,会看我寄给她的圣经。四年后的一天夜里,妈妈打来电话,她说:「伯笠,我信主了」那天我在森林里走,不断地流泪,我作了这样的祷告:「天父,这是你的恩典,我多么感谢你。让我向妈妈传福音,领她归主。求主保守我的家人每天和你亲近,带领还没有信的家人,让他们都能打开自己的心,归向你。」一九九五年,母亲信主受洗。如今,我的女儿也信了主。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喜乐。
  出死入生重新出发
  一九九二年三月,我来台湾医病。在退辅会许历农将军协助下,我住进荣总。医生为我预备「六四」病房,给我最好的待遇。第七天,医生、主任和院长全来到病房,对我进行宣判:要我别害怕,也别欣喜。他们说我根本不是肝癌,是肾脏病。
  我欣喜若狂,我知道:神应允了我的祷告。是神医治了我。
  那天,我向神兑现我在雪地的承诺:我若活过今天,我要全部为主所用……在荣总两个月后,我出院了。两年后,我辞去在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的工作和中国之春主编的职务,正式奉献自己给神。我一边读神学,一边向大陆来的留学生和新移民传福音。
  我时常想念救我的姐姐,有一天再见面,我要和她分享这一切奇异恩典。告诉她神怎样使用她,不只带领我成为基督徒,更成了传道人。像保罗劝勉提摩太,我也当「凡事谨慎,忍受苦难,作传道的工夫,尽我的职份。」到我离世的时候,
  但愿我也能如保罗说道: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;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;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」(提后四7)
 
 出死入生的平安夜
——天安门民运副总指挥张伯笠的个人见证
张伯笠,黑龙江省望奎县人;为中国青年报导文学家,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。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大陆、台湾获文学奖,其获奖作品包括:《哈木哈木》、《中国星火》、《通向大海之路》、《逃亡铁幕内》等。
  一九八九年,张伯笠参与领导天安民运动。历任北京大学《新闻报导》总编辑、天安绝食团副总指挥、天安指挥部副总指挥、天安民主大学校长等职,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后中国政府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。
  一九八九年,天安门民运爆发时,我担任绝食团体和天安指挥部的副总指挥……那时是我第一次思考死亡。如果此刻生命结束,我将去哪里呢?很早我就知道人除了肉体,还有灵魂。我的灵魂会去哪里?我不知道!
  裂变与漂泊
 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中共发出通缉令,通缉王丹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。记得当时,我正躲在一位老友家中,从中央电视台听到自己被通缉,无助地望向朋友,他却有意避开我的眼光,我立刻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
  在大雨滂沱中,我默然离开。分不清自己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泪水;拿出记满电话的小册子,狠狠地将它撕碎、踩入泥底。此刻,侵袭我的不是恐惧,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感觉,因为,我已经失去和一切亲友站在一起的权利!
  我决心不和任何亲友连系,化名王老四,扮成农民,从此和过去的张伯笠彻底告别。两年之久,不曾叫过自己的姓名,那种痛,是很难描述的……
  恩典与我初次相遇
  几个月后,我来到中苏边境一座村庄。一个农民接待了我。在这个地方,我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!
  这农民是个基督徒老姐妹。起先我很希奇,中国农村怎么会有基督徒?我对基督教并不陌生,读过圣经,也和人辩论过。耶稣的献身精神,一直是我衷心钦佩的。耶稣基督受了多大冤枉--被自己所爱的人钉死!在十字架上,竟然还能祷告说:「父啊,赦免他们,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」我知道自己绝对办不到,每回从被处决的恶梦惊醒,我总是怨恨地说声:「十八年后,咱又是好汉一条!」然而,面对这位接待我的女基督徒,我不愿意欺骗她。
  「你知道我是谁吗?」第一天我就问她。「你不是张伯签吗。」她不识字,伯签和伯笠相差不远。「你怎么会知道?」「你不是上电视了!」电视上接连几月,播放我们二十一位所谓学生领袖,在天安门广场的画面。不过,我没被警察认出,竟被她给认出来,我想是神给她的慧眼吧。「那叫通缉令!」我告诉她。「管他什么令,能上电视就不容易啊。」在大陆,十几亿人口,能上电视确实不易。
  「我躲在你家,你会很危险,你知道吗?」「知--道--!电视上不是说谁胆敢窝藏,严惩不怠吗,这我也知道。」「你怎么不怕?」我问她。
  「是神把你带来的,我就不能拒绝!即使坐牢,我想也是为主作见证。」她说得很普通,她说:「你读了那么多大学,应该出来为国家多作贡献,为什么抓你呢?像我这样没有文化的农民,坐牢就坐牢,也不会对国家有什么损失。」我想,这真是一个普通农民,所讲最普通的话,但却是最有爱心的话。后来我了解这就是基督徒不同的地方:我最亲密的朋友,在我走的时候没有拦我;而这个我不认识的基督徒,却愿意冒死接待我。就这样,我住进她家。
  活水泉源解我干渴
  我从不知道人世间能有这样的情感。她对我非常好,她把家里的鸡杀掉,天天为我炖鸡汤,因为我的身体十分虚弱。不过,我却吃得很不平安,总是怀疑她有什么目的,在中国没人把罪犯当人看。我揣测她肯定有什么事求我,我很害怕欠人太多回报不了。一天,她说:「老四啊,姐姐有事求你。」
  当时我心情不是很好,心想:我还没平反,你就来求我,我能为你做什么呢?「姐姐想让你给我读本书。」读书?这不是什么大问题,咱不就是读书人吗!你说吧,读什么书?她从好几层被子里拿出一本书,那是手抄的约翰福音,还用布包著。原来这里的基督徒,每传一本圣经,各人可保有七天。这次是约翰福音,下次可能就是罗马书或哥林多前后书。姐姐不识字,先生和孩子也没耐心给她读,但这七天即使只能捧着圣经,她也绝不放弃机会。
  起初,我只是用一种回报的心情开始读。喝了人鸡汤,自然得为人效力。但是,读完前两章之后,即使姐姐不在,我还继续读。从来没有这样地看圣经,我想我后来也没那样认真地读过圣经。那是一种饥渴,你渴了,给你水喝。正如耶稣所说: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,我所赐的水,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,直涌到永生。」还有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: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,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,但你们可以放心,我已经胜了世界。」耶稣基督这段话,让我心灵非常震动。我想到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的情景,当时甚至异想天开:要是我被枪决了,复活后走在北京街道上……
  就这样,我不断地给她读圣经,神的话就进入我心里。神的恩典实在很奇妙,如果让牧师给我讲道,我觉得牧师没我知识高;如果让大学教授给我讲,我也不见得会信。而神却使用一个最卑微、不识字、没有文化的人,不是给我讲,而是让我给她读。读的是神的「原话」,而不是通过哪个传道人的口再讲出来。感谢主,的话就是这样有力量。
  一九八九年圣诞节,我决定逃往苏联。临走前,姐姐为我祷告。祷告完,她说:「老四,姐告诉你一句话,不论你遇见什么困难,你向我们的神祷告,耶稣基督是垂听祷告的主。」她给我下面条,我一边吃,她一边流泪。这一别,不知是死是活,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面。
  我选了圣诞夜,冒险偷渡国境,因为那天是「平安夜」。黑龙江面非常辽阔,间有几座荒岛。渡江是最恐怖的一段,当时气温约零下三十九度至零下四十度,吐口痰就结冰。然而,因为紧张和疲劳,我却全身流汗。我走走停停,躲避解放军和苏联了望塔的探照灯搜索。当我爬到苏联的时候,约早晨九点多。我深感自由的可贵,没有失去自由的人,不知道自由有多宝贵。在这里,通辑令对我失效了!就在这时,突然刮起了大风雪,我完全找不到路。到了晚上,我突然聪明起来,心想:何不回去呢,不然会冻死在这里;下次找对地方,我再过来。谁知大雪纷飞下,根本找不到来时路了。我再也走不动,心里明白大概再三四个小时,一定会冻死。极度恐慌之时,我竟看见一个大草堆,赶紧躲进去取暖。但是,身体一停止运动,汗水和衣服立刻冻成冰;还有成群的野狼,在附近出没。第一次,死亡那样真实地临到。
  我就要冻死在西伯利亚的荒原里,这是多么悲哀。那一刻,我绝望。突然,我想起姐姐告诉我的话:「老四,你要祷告,耶稣是垂听祷告的主。」这时的我,什么方法、什么聪明都使不上了,我只能祷告,但是我没有信心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祷告,我说:「主啊!」这样一出口,就哭了,就说不下去。
  刹时心中有一股暖流涌出来,体会自己还有呼求的对象,人生有时候会走到你连一根可抓住的稻草都没有。然而,我有一位主,能显神迹,能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,能让瞎子看见,能让海的风浪平静下来,难道不能平息这大风雪?
  我一开口呼求神,信心立刻从零到了百分之百。我说:「主,我知道我死不了。既然你没让我死在天安门,就求你别让我死在这儿。我求你保守所有天安门逃难的朋友,别陷入我这样的绝境。然而,我现在心里很平安,因为我找到了你。我找到了道路、真理、生命,藉着你,我可以到天父那里去。我知道就是死了,我会去你那里,尽管这个真理我发现的晚。」死亡的恐惧促使我拼命祈求:「主啊,你救我,如果你救我,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做为活祭。」
  讲完这话,心里大有平安,我听到神对我说:「你死不了,我要你成为多人的祝福。」这之后,我就昏睡过去。
  二十几小时后,我被苏联农民从草里挖出来,我全身都冻硬了。他们立刻用热咖啡灌我,记得恢复意识后,我对主说:「主,我感谢你。」望着那大概有一百米宽,两米高,二十米宽的草堆,我知道是主救了我。他们只要挖偏一点,或挖另一个角落,就不会挖到我。我就这样信了主。这是神的恩典,是将我寻回。
  苏联的KGB
  我被送到KGB牢房。一进兵营,两个士兵就用刺刀把我衣服剥开,然后将我放进盛满雪的浴缸,拼命用雪搓我。后来又用镊子掐我,我后来才明白他们天天这样对付我,是在医治我的冻伤,不然我的腿可能废了。
  为了中苏友好关系,他们决定送我回中国。翻译的士兵是个好人,教我给戈巴契夫写信求救。于是,我提笔写信给苏联总统,写到一半,心里受责备:我为什么求人不求神呢?神既救了我一次,必会救我第二次。于是,将信撕了。
  一九九零年一月份,有一天牢房突然打开,几名士兵进来,把我眼睛蒙上,架上卡车。约莫六小时车程,我们来到原来躲藏的那个草堆。四五十名士兵手持冲锋枪散开,一位上校拿着红外线望眼镜要我看,那时大约下午五点多钟,天都暗了。他要我记住:东边有个解放军团,离我约八里路;西边是解放军中队,离我有五里路;只要朝着中间走,就不会走进军营去。
  接着他对我说,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,因为苏联不想得罪中国,也不想得罪关心民运人士的西方国家,因此决定让我自己走,自生自灭。他说:你既信神,就求他保守你吧。
  感谢主,真是垂听我的祷告。
  现代鲁宾逊
  走了两天两夜,才找到一户人家、喝了第一口水。为了不给别人带来牵连,我躲到深山里住。最长有三个月之久,不见一个人,因为大风雪把路都封死了。
  在山里两年,最难捱的就是孤独。没有人和你说话,没有人听你讲话,那滋味真难受。记得我向神祷告:求主别让我失去说话的能力。我真是害怕,自己会得失语症。因此,每次向神祷告,我就出声音;此外,也大声唱诗歌,森林就是我的听众。
  然而,这却也是我和神最亲近的日子。当一个人这样孤单的时候,他才会紧紧抓住耶和华,仰望耶和华。而神也每每藉着所创造的大自然,向我显明自己。在这样孤单的时刻,我时常有蒙恩的感觉,我深信这一段日子对我大有助益。有时我会打些鱼和野兽,冒险拿到镇上卖。换了钱,就买日常必需的盐巴和火柴,多余的钱存起来,准备寄给我的妻子。有一天,我买了两根油条。在大陆油条都是用报纸包的,我在一张「中国法制日报」离婚广告栏里,竟看到一则和我相关的消息:「张伯笠,你的妻子李雁提出离婚诉讼,限你三个月之内到法庭,否则缺席宣判,一切后果自行负责。」
  我非常难过,顿时丧失了再往下走的力气。妻子和女儿是逃亡中极大的精神支柱,不论多少艰难,我都忍下来、活下来了,因为我有个盼望,不能让年轻的妻子有一天失去丈夫,不能让只有十五个月大的女儿,长大没有爸爸。回想在天安门的血泊中,妻子信誓旦旦,说绝对会等我回来。谁料在我忍受这么多苦难之后,等待我的竟然是一纸通告,用报纸对我进行离婚通缉令。我的妻子怎能这样绝情呢?我心里生出一股怨恨。
  破碎与交托
  我连祷告的力量都丧失了。我对主说:「主啊,这就是你对我的破碎么?你连一点我自己的东西都不留给我吗?」但对主我不敢怨,我对有敬畏之心,我求指教我。
  回到山上,望着满天星斗,我不知道此刻妻子在哪颗星星底下,她在想什么?我的孩子在哪里?我年迈的父母禁得起这样的打击吗?在祷告中,神给了我引导:爱是需要饶恕的,爱是不计较人的恶。主说如果你爱她,你就该知道怎么做。于是,我给妻子写了封信,我感谢她过去所带给我的一切幸福,让我有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名份。也感谢她两年来对孩子的照顾。而我只有一样祈求,请她把孩子带大,孩子已经不能和父亲一起,她不能再和母亲分开。
  然而,最残酷的是,当我决定逃离中国,朋友告诉我,我的妻子为了再嫁,把孩子送人了。我为我的孩子哭泣,哭她有这样忍心离她而去的父亲和母亲,她是多么可伶。流着泪,我将女儿交在主的手中。人世间的父母何等不可靠,只有主最可靠,耶稣基督所赐的才是真正的平安,我求神保守女儿平安长大。
  逃出中国
  用了两个月时间,我偷渡到香港。之后,我到了美国。从王老四又变成张伯笠,人生发生巨大的变化。第一个星期,我到美国国会作证;布希总统称赞我是世上最勇敢的人;然后又到联合国大会发言。不论在美国还是法国,成天有记者采访我。我整个人都飘了起来,发现世界有这么多好东西。
  那一年八月份,我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大会,晕倒在会场。回到美国,住进普林斯顿医院,经过一星期的诊察,医生宣判我得了末期肝癌。这是我人生第二次面对死亡。
  起先,我还和神辩解。主,你岂不知道读普林斯顿大学,是我从小的梦想吗?主,你得让我安顿下来,我才好服事你啊?我和主不断摔跤,最后,我屈服了。我知道神在意的就是我服事,履行我对的诺言。然而,我也知道多少基督徒生病,死了,神并不医治一切疾病。这时我赶紧给教会打电话,请牧师来为我施洗。
  教会弟兄姐妹就在病床前带我作了决志祷告。那天,我给妈妈打了电话。这是两年来,第一次和妈妈讲话。我和妈妈说,我信了主,请求她一定要信主,将来才能见面。妈妈听不懂,因为她不知道我病了,快死。我一急,就哭了。妈妈连忙叫我别哭,说她一定会信,会看我寄给她的圣经。四年后的一天夜里,妈妈打来电话,她说:「伯笠,我信主了」那天我在森林里走,不断地流泪,我作了这样的祷告:「天父,这是你的恩典,我多么感谢你。让我向妈妈传福音,领她归主。求主保守我的家人每天和你亲近,带领还没有信的家人,让他们都能打开自己的心,归向你。」一九九五年,母亲信主受洗。如今,我的女儿也信了主。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喜乐。
  出死入生重新出发
  一九九二年三月,我来台湾医病。在退辅会许历农将军协助下,我住进荣总。医生为我预备「六四」病房,给我最好的待遇。第七天,医生、主任和院长全来到病房,对我进行宣判:要我别害怕,也别欣喜。他们说我根本不是肝癌,是肾脏病。
  我欣喜若狂,我知道:神应允了我的祷告。是神医治了我。
  那天,我向神兑现我在雪地的承诺:我若活过今天,我要全部为主所用……在荣总两个月后,我出院了。两年后,我辞去在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的工作和中国之春主编的职务,正式奉献自己给神。我一边读神学,一边向大陆来的留学生和新移民传福音。
  我时常想念救我的姐姐,有一天再见面,我要和她分享这一切奇异恩典。告诉她神怎样使用她,不只带领我成为基督徒,更成了传道人。像保罗劝勉提摩太,我也当「凡事谨慎,忍受苦难,作传道的工夫,尽我的职份。」到我离世的时候,
  但愿我也能如保罗说道: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;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;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」(提后四7)
 
发表评价

评论内容:请直接发表对内容的评论,不能超过250字,需审核,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。

用户名: 验证码:点击我更换图片
最新评论